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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棘路上的一对革命夫妻(组图)
2020-07-17 09:14:48
作者:黄振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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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父亲叫黄贡,母亲叫林月抛。他(她)俩是1929年间结婚的,当年父亲19岁,母亲16岁。

    1929年春节前,父亲从红二师回到家乡赤山大池村。父亲说他们部队弹尽粮绝,处境十分艰难,上级指示外地籍贯指战员化整为零由组织掩护撤离,海陆丰籍的战士就地隐蔽待命。

    祖父母看到我父亲安然回家喜极而泣,可惊喜过后便陷入惶恐之中。因为自从1928年3月5日我的家乡被国民党屠杀了140多人以后,仍不时有农会干部、赤卫队员被捕牺牲。一个月前,担任村农会长的三伯黄妈岁刚被国民党杀害,此时的赤山约俨然人间地狱。我的父亲在这个时候回到赤山怎不令家人忧心如焚?祖父自己没有生育,这唯一的儿子是他弟弟过继的。祖父深知儿子性格刚强,喜打抱不平,十六岁那年就参加了农民自卫军。而今他从红军回来,更恐惹出是非,危及生命。老俩口日夜难眠,想来想去决定托人说媒,让我父亲娶妻生子。于是父亲回家半年就和我母亲结婚了。

    母亲是个苦命人。她出生当天就被外公叫乞丐抱走,说将她送人或丢弃都可。乞丐抱着女婴在村后河边踌躇时,恰遇可塘新厝村一妇人走亲戚路过,这妇人想起邻居不久前生女夭折,便叫乞丐和她一起将女婴抱到新厝村这户姓林的人家,于是我妈才活了下来,林家因此给她取名“月抛”。

    母亲生性善良豁达勤劳,上山割草、下地干活都是一把好手,她的到来给贫穷的家带来了活力生机,更给祖父母带来了希望。她和我父亲俩人都是苦孩子出身,一样的苦难经历让他(她)俩有了共同语言。父亲向她讲述彭湃在1922年的一个夏晚到我们村里的晒谷町宣传农民组织农会的故事;讲他在部队和战友们相互友爱、共同战斗的故事。父亲告诉母亲,我们穷人家子弟只能跟着共产党才有出路。

    就在母亲过门刚二个月时,父亲得知红四十九团在朝面山组建,便打算离家归队。祖父母虽极力阻挠,但拗不过执意要走的父亲。父亲毅然告别家人重返部队,成了工农红军第六军第十七师四十九团的战士。

    父亲曾告诉母亲,1928年部队在攻打惠来县城的战斗中,他被手榴弹炸昏过去,直至战友打扫战场时才被发现救回。父亲返回部队后,母亲每当想起此事,便十分惊悸。1931年底,父亲回家乡探望重病的祖父,不久祖父就撒手而去,家中只留下我母亲与祖母二人相依为命。

    1933年春父亲又回来了,这次他是历经九死一生才回到家乡的。红四十九团在1930年4月时曾发展到1200多人,血战三年后仅剩60余人,父亲得以生还,真是个奇迹。

    1958年,父亲调往南岭附近的庄田矿区工作,每逢他带我们走过当年战斗的地方时,总会说起昔日的往事。这时平素沉默寡言的父亲会突然变得神情亢奋,滔滔不绝。

    从高潭到南岭一带的山村有很多地主建的碉楼。上世纪60年代时这些碉楼仍在。过去南岭地区的地主武装自恃势力强大,凭借坚固的碉楼与红军为敌,袭击苏区根据地,残杀农会干部。所以红军不但要粉碎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剿堵杀,还常与这些地主武装发生战斗。父亲是营部通信员,经常跟随营长执行任务。可惜我那时年龄尚小,父亲告诉我的很多内容已记不清。唯有一件事让我难以忘却,那年我已十一岁,有一次随父亲翻越乌禽嶂,临近顶峰时他突然站住,遥指着一处较平坦的山坡说:“那场仗我们部队牺牲太多人了,死伤的战友躺满了整个山坡。”

    据史料记载:1932年3月开始,国民党反动派对海陆丰根据地推行“进剿”“清剿”“屯剿”的三剿政策,并联合地方反动势力对根据地“强迫散寨”“集体移民”,在海陆紫、陆惠地区构筑封锁线。我军在巨大的困难面前,英勇斗争,主动打击敌人。为摆脱困境,红四十九团于同年11月开赴五华准备与四十七团会合,然后转移江西和中央红军会师。转移路上,危机四伏,前有阻击后有追兵。1933年2月红四十九团在途经紫金乌禽嶂时受到敌军三个团的围堵。这时我军兵力仅有300多人,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极为悬殊。

    父亲告诉我,面对强敌,部队被迫据险阻击,战斗打得异常惨烈,每次打退敌人进攻,都有不少战友倒下。激战数日后,很多战友牺牲了。战斗已经白热化,有的战友在肉搏时,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濒临弹尽粮绝之时,部队决定突围返回海丰。山高路险,不可能将伤员一并撤走,指挥员命令一位副营长和我父亲俩人将伤员撤至较平坦隐蔽的地方掩藏。可多数伤员坚决拒绝离开主阵地,大家知道境况险恶,已经没有生还的可能,纷纷要求不必顾及他们。他们誓死不当俘虏,要与敌人血战到底。副营长和我父亲只得将重伤员强行逐个背到半山坡妥当安置。阵地上枪声不断,他们俩人来不及与负伤的战友话别,又返回阵地抢救伤员。敌人最后一次进攻被击退的时候,黄昏已浓,一抹血红的残阳映在硝烟弥漫的乌禽嶂上,四十九团的战旗在残阳和寒风中猎猎飘扬,悲怆又悲壮。几十位尚存的红军战士无不浑身血迹,敌我双方尸体遍地横陈。这时,彭桂团长高声对大家说:“我们的失败是暂时的,革命高潮一定会重新到来!我们现在开始分散突围回海丰,只要活着我们就再在一起战斗!”临行时,战友们深知此一去也许生离死别,阴阳两隔只待来生,互道珍重后,就三三俩俩消失于夜色笼罩着的莽莽群山中。

    父亲说到这里,声音已然嘶哑。他站在原地沉默良久,湿润的眼睛凝望着远方。父亲的性格一向沉默寡言,加上多年从事秘密交通站的工作养成的职业习惯,喜怒从不形于色,所以这次父亲的异常情感深深震感了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种震撼至今还在。

    父亲说,突围当天部队牺牲的人员最多。如果那天他的任务不是安置伤员的话,也可能战死了。1958年初。父亲主动到鸟禽嶂邻近的紫金县庄田矿区工作。期间父亲经常带我们探访一位庄田圩里的裁缝师傅。据说这位师傅是红军伤员,后来被收留他养伤的人家招为上门女婿。父亲的另一位朋友是邻村的猎人,父亲调离庄田时,他还送了一只白毛猎犬给我们家。父亲与他们聊天时,话题总离不开“乌禽嶂”“伯公坳”“红军伤员”等。直到我长大后,才慢慢悟出了父亲为什么执意从海丰调到紫金庄田工作的原因:他在深深怀念着当年战死在这里的战友,特别是那些伤员,他们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哪怕是只言片语。他们已死去,而我却活下来。自责和怀念成为伴随父亲一生挥之不去的情结。

    父亲自从1926年跟随彭湃闹革命后,经历了无数次惊心动魄的战斗,但乌禽嶂战斗却最令他刻骨铭心。当年他手指颤抖指着那片山坡时的情景,他那巨大的沉默和悲恸,让我们父子之间有了某种精神上的贯通。

    那些倒在血泊中长眠于此的父亲的战友们,他们默默地躺着,就像默默地活着一样。渴了,就掬一捧山涧水;饿了,就啃一块山中月,就像当年的艰苦岁月一样。我只想对父亲说,只要还有一个活着的人没有忘记他们,那些为新中国捐躯的士兵就还活着。

    (二)

    1935年5月曾任四十九团连党代表和原海陆惠紫特委交通处主任的蓝训材同志回到海丰,首先来赤山以教书为掩护,秘密联络早期参加革命的同志进行地下活动。他和我父亲是红四十九团的战友,于是我父亲又找到了组织,回到党的怀抱。

    1938年8月海陆丰中心县委书记郑重同志任命我父亲为赤山地下交通情报站站长,交通站设在我家祖屋。交通员是颜汉、张搬、金全、郭大治、吕指珍等。从此我们家成为党的地下交通站,我的大兄黄协、二兄黄脑亦先后成为交通站的一员,父亲将我们全家带上了革命道路,我的一家与交通站的同志们共同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暴露其反共面目,开始进攻解放区。1945年11月国民党154师扑向海丰,进攻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东纵六支队。赤山是我党活动最活跃的地方,成了国民党重点打击的地区。大池村位于县城东郊三里处,交通站离敌人的大本营近在咫尺,经常有敌人前来骚扰。

    1945年12月22日,六支队有三位同志到赤山交通站,在村口处与敌遭遇。突围中一姓杜的同志不幸中弹牺牲,另两位同志在交通站尤其是交通员黄方义一家和乡亲们的全力掩护下,几经周折终得脱险。当天父亲在陶河乡河口村开会也受到154师的袭击。他次日凌晨回到村里看到牺牲同志的尸体被匪兵吊在村东头树上,立即请我四伯黄妈盛到海城买来棺木将其安葬。从此每年清明母亲都去烈士墓前祭拜,直至解放后其家人将烈士骨骸迁回陆丰家乡安葬。

    进入1946年以后形势日益严峻。一天,安东村一位交通员急匆匆到我家,将一支驳壳枪递给我母亲,要我母亲藏起来。母亲刚将枪藏在厨房灶下的柴草筐里,154师的匪兵就到我们村里搜查了。母亲恐怕枪被搜查出来,祸及门楼族人,危急之际叫我大兄将枪送到下围村堡垒户卓幼家。我大兄当年12岁,个子不高。他将驳壳枪用破衫罩着夹在胳膊下,奔出门楼时刚巧与匪兵迎面相遇,那匪兵见他是个孩子没有留意,彼此间擦身而过。我大兄溜出大门后赶忙从池边跑到下围村,将枪交给卓幼母亲藏起来。后来卓幼的妹妹与我大兄结为夫妻,经常提起此事。母亲为交通站送情报、藏弹药枪支、接待往来同志,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

    1946年6月,党决定东纵北撤山东,而留在海丰坚持斗争的同志大部分撤往香港。这时党组织安排我父母并带二位年幼的兄长一起撤离。到港后父亲参与组建海流社,负责筹集资金和接待撤港的同志,母亲在接待站里为同志们洗衣做饭,负责后勤工作。

    1947年1月,父亲跟随蓝训材同志返回海丰组建海陆丰人民自卫队,我们一家也跟着回到赤山。同年9月,父亲被任命为海陆丰人民自卫队(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五团、六团)情报和交通总站负责人。总站址仍设在我家,代号:大渡河。下设二十多个分站,四十多位交通员,分布在海陆惠三县。父亲的工作更加繁忙了,我母亲必须负责总站的后勤工作。来往的同志安排在池坣、下围、高楼、山头等村的堡垒户住宿。她像慈母般地细心照顾年小的交通员们,为他们缝缝补补洗衣做饭,给在险恶的战争环境里出生入死的孩子们以莫大的温暖和安慰。很多小交通员如余训、吴英、许火星,颜昭荣等同志都认我母亲为义母。我父亲在堂兄弟里面排行第八,村里人称我母亲为“八婶”,队伍上的同志也尊称我母亲“八婶”。

    1968年二兄结婚时,母亲告诉二嫂她丈夫为什么叫黄脑的原因。二兄是1939年出生的,那时家中缺粮,二兄整日为吃不饱饭哭闹。组织上在我家存有粮食,是为来往的同志和交通员准备的。母亲不肯动用这些粮食给二兄充饥,每逢二兄看到同志们吃完饭走后,便嚎啕大哭、吵闹不休。堂叔婶们嬉说:“这个孩子太会恼啦,就叫亚脑吧”。(海丰人称哭闹为“恼”)叫久了就成为我二兄黄脑的名字。母亲说这事时我们笑她太死板,她说:“公家的粮食,怎么能给自己的儿子吃呢?”

    1980年7月间省民政厅副厅长刘志远同志到海丰,得知老战友的儿子黄脑在海城工作,特地到家探望,座谈时还说起此事。

    解放后,父亲工作岗位频繁变动,与子女聚少离多,很少对我们说交通站的故事。有次我偶然看到父亲在笔记本上写着“自己有军阀作风”,不知所然,后来问我大兄才知道原委:1948年的一天,我父亲带领三个交通员运送机密文件和军需物资到高潭。路经高潭岭时,遇到赶圩回来的农民说有很多国民党兵到高潭,父亲听后命令一交通员先到圩内探明情况,他们留在岭下等候。那位交通员去后返回报告说没有看到敌人,父亲听后不放心,决定自己再去侦察,让他们三人原地看护物资。当他走进高潭圩时,发现街上行人稀少,一队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迎面而来。以前的高潭圩只有一条百米多长的大街,没有横巷。父亲身上有枪,如若盘查搜身必然露馅。他赶忙闪入街边铺内,翻过后墙飞身而去。脱险后与三人汇合时,想起刚才若贸然运送物资进入高潭,后果不堪设想,生气地扇了先前探路的交通员一个耳光。后来他多次为此事做检讨,说犯了军阀作风的错误。从这件事中,我们知道父亲凭他的机智勇敢又一次与死神擦身而过。父亲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锤炼,在险恶面前临危不惧,机敏过人,使他一次次地化险为夷。

    1948年11月,有一女叛徒在海城龙津桥上指认地下党同志。县委书记、支队长蓝训材同志获知后,立即指示副总站长余晓同志将我母亲及家人撤往莲花山埔仔洞。自此交通总站便随部队一起活动,直至1949年11月1日海丰解放,我们全家亦随大军入城。

    赤山交通站历经十一年没有暴露,多次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父亲没有辜负党对他的信任,家乡的父老乡亲鼎力支持功不可没,这段历史亦成为母亲一辈子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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